没有他，可能就没如今的二七塔

Original 郑子蒙郑说 2022-07-20

收录于合集 #人物 28个

他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反击战，喉部被弹片打穿，左腿被打断，身上留下了累累伤痕。他在主政郑州期间，主持修建了二七塔、邙山提灌站、西流湖、以及金水河水上餐厅、中原路地下通道、金水路地下电缆、第一座穿越铁路的立交桥等，这些惠及后世的标志性的建筑和设施，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他就是当年的郑州人最熟悉的王辉将军。

1923年，王辉生于江苏省涟水县，1938年参加命，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宣传员、干事、代指导员、中队政治指导员、连长兼政治指导员、教导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连长、参谋、副营长、营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副大队长、团参谋长、科长兼办公室主任、浙江省江山县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兼剿匪司令员、兵团工兵总队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战斗。

1949年之后，历任大队长、团长、副处长、处长、师长、河南省军区副司令员兼郑州警备区副司令员、武汉军区工程兵主任、郑州革委会主任（1969.11～1971.3）、郑州市委第一书记（1971.3～1974.1）、郑州铁路局第三书记、河南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国务院原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对于大名鼎鼎的军人王辉，很多老人的评价是：那人雷厉风行！

越战归来，奔赴平顶山抓煤矿生产

1967年春，时任援越抗美第二支队指挥部主任的王辉接到了回国的命令。部队在湖南衡阳休整了一个月后，周总理在电话里对王辉交代：“你的部队去河南平顶山，要确保那里的煤矿正常生产，部队要下煤矿协助生产。”此时的王辉在越南打了几年仗，对国内时局不甚了解，他没想到国内会糟糕到连正常生产都不能保证了。

被王辉部队接管的平顶山很快恢复了生产秩序，时隔37年后，王辉说：“我才不管谁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谁抓生产我支持谁。”抓生产的王辉很快麻烦来了，他的罪状是支持“老保”（保守派），以生产压革命。他被调回北京参加学习班“洗脑”。如果不是周总理说了一句“平顶山的生产还是搞得不错”，王辉还得继续挨批。

郑州局势失控王辉进驻主政

1967年夏，郑州局势失控，王辉以郑州警备区副司令员的新职开始了与郑州十余年的亲密接触。他带了一个团的士兵进驻郑州，他对总理说：“一个团足够了！”

军人王辉是现实的。直到现在他还坚持一个观点：“不生产，吃什么？全国吃肉最紧张的时候，郑州不紧张，每人至少每月可供应三斤肉。

当时郑州风雨一来，电线老是刮断，于是他命令在金水路铺设地下电缆。当时在国内的省城中，只有长春有地下电缆，还是在小日本占东北时铺设的。后来郑州街头的公交站多了许多风雨亭，这也是王辉的杰作。他当时亲自画了风雨亭的设计草样，交给时任城建局局长的董耀荣说：“去武汉看看人家的。”董耀荣从武汉回来后一个月，公交站风雨亭便在郑州街头亮相了。

不足百日名塔竣工

王辉也是一个异类，但幸运的是，他“军、政、财”三权统揽。二七广场上的木塔倒塌之后，不少人议论：那里空荡荡的，总该有个东西吧？很多人在惋惜、在议论、在叹息时，军人王辉开始画草图。他先是画了一个碑亭，又画了一个塔，还画了一个法国凯旋门的构图。他觉得西方凯旋门似乎和二七大罢工的精神不符，碑亭则过于传统，没有新意。

一帮子搞书法、画画的也来出主意想办法，但都没让王辉找到艺术的感觉。有人突然提到林乐义的名字，王辉来精神了：“他人在哪里？”

毕业于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建筑系、后任国家建设部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的林乐义，当时正在荥阳农村“劳动改造”。这是一位小个头、前额突出的福建人。当王辉突然出现在他眼前时，林乐义一怔，心里咚咚打鼓：“组织上又准备把我‘发配’到哪里去？”

在碧沙岗公园西门对面的一座市政大楼里，王辉给林乐义安排了一间房。在那个房间里，林乐义开始描画二七塔的蓝图。”

1971年7月1日，郑州市一建公司、二建公司的200多名建筑工人被集中到二七广场，开始昼夜不停地施工。王辉当时下了一道死命令：“保质保时，100天给我拿下！”结果没用100天，二七塔就建成了。

王辉今天评价说：“速度很快，质量很好。”施工时，只要王辉在郑州，他每天至少跑一趟工地，每道工序王辉都要检查。二七塔的建筑用材，除白水泥外，从钢筋、琉璃瓦，到电梯、塔钟，都是郑州的地产货，有的材料甚至是临时抱佛脚专为二七塔造出来的。

王辉说：“当时有3个难题：一是琉璃瓦，二是塔钟，三是电梯。我把郑州窑场、修表厂、工程机械厂的领导找来征询意见，他们想想说，没问题。当时工程机械厂土制的电梯上下没问题，但缺少楼层停启控制技术，后来他们到上海学习，把技术问题解决了。”

塔的大模样出来了，王辉算了算高度，没有超过开封铁塔，这不合他的意图。和林乐义闷头合计了几天之后，王辉突然对林乐义说：“在塔顶加上一个旗杆，在旗杆顶上安上一个红五角星，不就超过铁塔了？”林乐义闻言，高兴得跳了起来：“想绝啦！”

五角星必须是玻璃的，因为如用其他材料，灯光透不出来。郑州当年只有一个玻璃瓶小厂，王辉找到厂里人试探地说了，厂里便没推辞。后来王辉才知道，这个厂没有压板机，工人们先做了个大玻璃瓶，然后一点一点地再把它锯平磨光，竟然把五角星给做了出来。虽说粗糙些，但王辉认为结实就成：“那么高，谁去看？”

那五角星风雨无阻地用了33年了，竟然没有坏。

二七塔竣工之后、尚未对外开放的某一天，一位荥阳的老太太带着孙子背着干粮徒步来到郑州二七广场。这一老一小一直在外面转来转去，许久不肯离去。王辉注意到他们后，就上前去问老太太想不想进去。老太太反问一句：“你能让我进去吗？”王辉说当然能，老人被破例带入塔内，她坐着电梯，登上了二七塔顶。在塔顶上，老人使劲朝西张望，她肯定地说，看到了上街铝厂的烟囱……把老人送下塔后，王辉发现老人悄悄在掉泪。

1971年国庆节正式对外开放时都是赠票，没几天便开始5分钱一张票对外卖票了，那时每天平均参观人数六七千，最高记录是1.2万人，他用“拥挤不动”来形容当年二七塔空前绝后的红火年代。

二七塔高63米，共14层（包括地宫），平面为并联的两个五角形，因称双塔。当时的二七塔上不仅仅是二七大罢工展览；它的二层是新华书店，三、四层才是二七大罢工展览，六层是文具，七层当时卖糖烟酒，八层是邮电、银行，9层放16毫米的小电影……

1973年10月14日，在参观了洛阳龙门石窟后，周恩来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于晚上八点半抵达郑州火车站，时任郑州市警备区副司令员、郑州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王辉在车站迎接总理。

20世纪70年代的夜郑州，虽也是路灯高照、家家亮灯，但终究不如今天的灯火辉煌。总理坐在车上无语，只是偶尔会把视线转移到车窗外，浏览一下郑州的街景。在此之前，总理来过郑州，对这座城市并不是完全陌生。车过二七广场时，总理突然好奇地问王辉：“这是什么建筑，过去来郑州时我怎么没见过？”王辉回答：“是二七纪念塔。”总理接着问：“什么时候建的？”王辉说：“1971年。”路上总理没有再详细追问，但到了中州宾馆的大厅，总理突然止步，想了想，然后对随行人员说：“你们到二七塔看看，把情况了解了解。”

大约半个月之后，当年最具权威的媒体之一《人民画报》把“郑州二七纪念塔”作了封面。这是二七塔建成后第一次以“政治明星”的气宇亮相全国，据说这是周总理亲自安排的。

创办郊区知青农场

1971年，10个“五七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在郑州市郊区冒了出来。

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学生，都到边疆组建建设兵团，中小城市的学生也都到偏远的农村插队落户，而郑州的1969、1970届初、高中毕业生却很幸运，都在城市郊区农场“上山下乡”。

这是很多郑州知青当时解不开的谜团，比如须水五七农场一连知青蔡建生。

而当知道谜底后，蔡建生在对逝去年华惋惜的同时，心头多了一份感恩。这份感恩，也是众多郑州知青所共有的，这与一个人有关——原郑州市委第一书记王辉。

当年，在那个“极左”年代里，正是市委书记王辉顶住上级的压力和巨大的政治风险，在郑州郊区建了这10个“五七农场”，使得郑州知青可以在家门口“上山下乡”，这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创举。

“这次下乡，我们免受远离家门之苦，有些温情脉脉的色彩，我们应该感谢王辉书记。”花园口五七农场知青李先生说，在那个“极左”年代里，王辉敢冒着不可预知的政治风险，将郑州的孩子安排在本市郊区，确实需要非凡的魄力。

就这样，当时郑州的数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在王辉兴办的郊区农场里安定了下来，并且用他们自己的双手创办了玉雕厂、拖拉机配件厂、鞋厂、烧碱厂、玻璃厂等。

“在郊区建农场，在当时是冒了很大风险的。”王辉后来回忆说，此举虽然符合中央关于知青劳动锻炼的精神，但当时是要求插队落户，省里不同意，说是为什么要在家门口办农场，市里也有人反对。

他说了可行理由：一是郑州郊区不少地方有房子，比如马寨就有不少备战窑洞可以住；二是当时每个知青有200元的安家费，可以集中起来办农场；三是将来“五七农场”可以办小工业（后来许多农场都办起了小工厂）；四是农场离家近，家长放心，有利于数万个家庭的稳定；同时，作为郑州市的后备力量，将来市里招工需要多少立刻就能上来多少。

之后，王辉跑到省里，说可以把武汉军区工程兵办的农场撤销，省下钱来办农场。市领导张志彬、陈文书和郊委书记杜德新很支持这个想法，他们说：“王司令，办！我们去跑。”

“把子女放到郊区，一个月总可以见次面吧？”王辉说，大多数老百姓是拥护这种做法的，当时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定下办郊区农场以后，郊区农民也很支持，他们让出房子给知青住，划出地给知青种。后来他被批判了，不少知青给送饭送烟，郊区农民还讲：“王司令，我们保护你！”

王辉的苦心没有白费，在郊区下乡的郑州知青，相对而言是“最幸福的”。

花园口五七农场一连知青王平曾写道：下乡时回城拉粪，对于知青来说是个美差，这意味着可以回家、洗澡、改善生活。运气好的话，还可以在黄委会礼堂看场电影，或者到河南影院，给把门的师傅说说好话，买一张站票。

相比之下，那些远赴他乡的郑州知青却苦不堪言。郑州知青吴宁豫说，他们1973年5月到周口沈丘下乡，去的路上整整跑了一天，困苦的生活和艰辛的劳动自不必说，每次回家都要扒汽车、转火车，折腾一两天才能到家，回家是最奢侈的事情。

悲惨的是，有两位同去沈丘的同学，却再也不能回来了——农村洗澡不方便，一位女生去河边洗澡淹死了；还有一位女生冬天在熬糖稀的大锅里舀热水洗澡，掉进锅里烫死了。

时至今日，那个年代一人之念可以使无数人的命运结局出现天壤之别的情景再次被提起，不得不令人反思。

身先士卒大兴水利

1970年，当时郑州已经有80多万人，还没有水库，用的是从密县流下来的水，还有地下水。后来上游修建了小水库，把水拦了起来，这样郑州就缺水了，大家争着蓄水，用水紧张的时候大概只够用一个星期的。时任郑州市革委会主任的王辉为解决郑州用水难，多次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到邙山至西流湖沿线考察、论证，最后决定扩大规模兴建邙山提灌站。根据当时的设想，提灌站水源除用于灌溉农田外，主要送到西流湖，供给自来水公司，作为城市的居民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

当年在修邙山提灌站的时候，王辉了解到邙山头有个桃花峪，这个地方不错，但还归荥阳管，旁边有个古荥公社提出从邙山头修，他就自己爬到山上看，因为他左腿在解放战争中打断了，不方便，每次爬山来回要走40公里路，疲惫不堪。这样前后爬了3次山，决定就在邙山头上修。

1970年7月1日，邙山提灌站正式开工，但因财政困难，建邙山提灌站预算要1000万元，省里只给200万，于是王辉想到“民办公助”这个办法，老百姓修渠，每天补助饭钱，每人5毛钱，不给工钱。尽管如此，郑州各界仍十分积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古荥、石佛、沟赵、祭城、柳林、南曹、须水等10多个公社的数千农民，加上驻郑部队军人、武警，参建队伍最多时有4万多人。

从邙山脚下到西流湖畔，长达24公里的施工面上，到处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场面。很多参加建设者自带工具、灶具、干粮，吃住在工地，不计酬劳，“义务劳动”。因当时条件所限，偌大的工地，没有铲车、挖掘机，没有自卸车、起重机，只有几辆拖拉机可用。在大型施工机械急缺的情况下，参建军民更是不怕吃苦，用人抬肩扛，马车、驴车拖拉等原始方法作业，忍受着高强度的劳动。为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工地还出版了小报《邙山宏图》，以鼓舞士气。依靠人海战术，历经2年零3个月，总花费750万元的邙山提灌站于1972年国庆节建成，成为郑州市供水的主要水源。

统计资料显示，从渠首到西流湖长达24公里的干渠，兴建了大小工程138处。参加此次工程建设的劳力达到了400多万人次，这在郑州的工程建设史上，堪称规模空前。因为种种原因，包括技术人员在内共有17人在工程建设期间牺牲，50多人留下终身残疾。

修建期间，他只要在郑州，每天都要到工地上查看，看质量，看进度，对于这个老首长，工地上的人都熟识了。

20世纪70年代末，中苏边境形势紧张，王辉率部调往内蒙古，从此离开了郑州。

在郑州的十余年间，王辉还主导修建了尖岗水库，在花园口搞出了水浇田，种出了郑州大米，发展了街道工业，甚至还动用了工程兵，修建金水河，军人从山上拉来石头砌护坡，回去时把金水河的污泥拉到农村肥田，一举两得。可惜后来因为被批斗，金水河没有彻底修好，王辉一直觉得是个遗憾。老郑州人一定还会记得金水河上的水上餐厅吧，那可是构成了当年郑州的时髦景观。还有，郑州人都很熟悉的西流湖，名字还是王辉老爷子亲自起的呢。

王辉：对郑州的感情的真挚的，会永远记在心里

离开郑州多年后，有一次王辉从国外回来时买了一台录音机。他把这台录音机寄给二七塔第一任馆长吴天平，叮嘱她一定要把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铁路工人的话录下来作资料。

一次接受采访，王辉打开了话匣子：

“近几年，郑州的一些领导、朋友来北京看我，常常勾起我对这座城市的怀念，尤其是当年的几位知青朋友，让我想起了在郑州的难忘的岁月。

我是个军人，奉命来到这个城市工作，住在农学院宿舍，出门就能看见文化路两旁高大的法桐。办公在市委七层大楼，驱车不远便是宽阔的建设路，和路边一字排开的郑棉五、四、三、一、六厂。一年四季，我的车轮都奔驰在工厂、公社、学校和知青农场。

我认识了很多人，也交了不少朋友。我这个人坐不到办公室里，所以郑州的干部、朋友找我全靠“碰”。有时在邙山提灌站，有时在花园口公社稻田，有时在西流湖工地，有时在十八里河农场……见个面，说说工作，有许多事情是与同志们“碰”出来的。

我在郑州跑坏了四台车，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也算干了几件实事儿。来北京的朋友谈起，对我是极大的慰籍。

我怀念郑州，郑州的群众也记住了我王辉，这是一个军人的荣耀。我感谢党，感谢郑州的人民群众。如果我不离开郑州，我还要干很多事。我对郑州的感情的真挚的，会永远记在心里。”

严格自律

秘书出去可以带车，他的子女不可以。

王辉的秘书崔清说，她2004年担任王辉的秘书，当时王辉就交代她，秘书出去可以带车，但他的子女不可以。王辉的外甥上学自己坐地铁，女儿从郑州到北京，每次都是自己搭车过去。可有些领导祖孙三代都用公车，一家3台车都不够使。

王辉的女儿王和平是郑州某部队医院皮肤科医生。“从小开始，父亲就对我们很严，不准我们打着他的旗号走关系。”王和平说。她兄妹5人，两个姐姐、一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哥哥退休前在一国家单位上班，剩下她们姊妹4人，都在部队医院上班，兄妹中没有一个“官二代”。